近读清人沈起凤的《谐铎》一书，其中有一《石贔屃 》篇，深知时人对“龟”的忌讳颇深，其篇幅不大，引文如下：
         吴门小桥里弟兄某，春日游沧浪亭。旋过学署，见碑下贔屃 ，不识也，误以为龟，竞摩其顶曰：“汝前生负何重孽，今向人前出丑若是！”大笑而去。
        后值母诞辰，夜演《鸿门宴》杂剧，群客在座。忽场上樊哙提刀直前，主宾尽失色。大呼曰：“我贔屃神也。本为龙子。上帝怜我有勇无文，故令负石学宫，稍窥文墨。不幸负形蠢坌，贼奴误认为龟，妄加姗笑。汝一市井无赖，……乃不自量，反谓予人前出丑。今日贺客满堂，且与尔折证此案！”言毕，提刀欲杀。两兄弟匍伏乞命，客亦代为哀救。因掷刀而笑曰：“留骨而贵，宁其生而曵 尾于涂也，姑赦之。”
         撤手登场，仍演《鸿门》剧本，依然一樊哙耳。问之，亦不省。
         吴下喧传其事，遂置某于不齿。后两弟兄援例入监，人犹呼为“衣锦荣龟”云。
         铎曰：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然未免谑而虐矣！
        不得了。吴门兄弟因不识碑下的贔屃而以龟嘲之，竟让贔屃怒不可遏，差点引来杀身之祸，还被世人所不齿。这贔屃有何来头?与龟有无关联？说来话就长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龟是神灵之物    用作碑趺秉承的就是它的灵性
        古来龟就是神灵之物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麟、凤、龟、龙，谓之四灵”，龟与龙可相提并论。关于龟的信仰和龙一样有着久远的历史，而有所不同的是，龙是一种综合化了的形象，也即它不是一种单一的动物体，是众多动物形体纹样的抽象融合;而龟自始至终，保持着它的原生性，也即是一种实体动物的形象。
         据考古资料，在史前时期，对龟的信仰就已形成。龟甲实物在史前文化中多有出土，较为集中在山东中南部到江苏淮北一带，大致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。如山东泰安大汶口、江苏邳县刘林及大墩子、山东兖州王因、山东茌平尚庄、河南淅川下王岗等。其年代，有的早到大汶口文化的早期，故有的学者认为：“龟甲在七千多年以前已被赋以神秘的意义。对龟的灵异性信仰的始源，或即起于这一带地域。”[李学勤：《走出疑古时代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17页。]
         殷人有占卜的习俗。这种做法，也是借龟之灵异，烧灼龟甲以测凶吉。据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云：“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，兴动事业，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！唐虞以上，不可记已。自三代之兴，各据祯祥。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，飞燕之卜顺故殷兴，百谷之筮吉故周王。王者决定诸疑，参以卜筮，断以蓍龟，不易之道也。”在古人看来，国之兴亡，王者之疑虑，均可凭着龟的灵性，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解决，这种信仰的形式由来已久。
       以龟为之碑座，仍是其神异功能的利用和延伸。碑座的功用无非能使碑体稳固并不容易下沉，其座的形式也多种多样。而造以龟形，一来龟的体形适于制座，脊背平而广，且重心较低，满足着碑座的基本功用；二是龟所具有的神异性，这也是最重要的。在对龟的信仰中，生命的长久性构成对其认识的基础，由此引申出诸多的灵异。古人说“千年之龟，能与人语”，看重的便是它的寿命之长，是历史的见证。而“河出图、洛出书”的说法，龟有着背负“洛书”的伟绩，与书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故人们以龟的形象作为记事载文的石碑基座，希冀的就是石碑能永久的保存下去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贔屃本与碑座无关  传说中的鳌担纲负重
         在宋代，问世了一部有关建筑规范的专著《营造法式》，其中有关于制作“贔屃鳌坐碑”的制度：
 造贔屃鳌坐碑之制：其首为贔屃盘龙，下施鳌坐。……鳌坐：长倍碑身之广，其高四寸五分;驼峰广三寸。余作龟文造。碑首：方四寸四分，厚一寸八分;下为云盘，上作盘龙六条相交;其心内刻出篆额天宫。[宋·李诫：《营造法式》卷 三。]
         《营造法式》由官方颁布，体现了官式建筑的规范与标准。这一造碑之制明确指出：贔屃是为碑首，是对盘龙形象的称谓。“造剔地起盘龙、云盘”便是贔屃碑首的做法;而鳌，作为碑坐，形象则是“写生镌凿”，即按实有的龟之形体来制造。
          在我国古代神话中，有女娲补天“断鳌足以立四极”的传说。鳌是海中的大龟，用其足以立“四极”。作为碑座而负重，看好的就是它可以负重的气力。
        “贔屃”一词，初见于汉张衡的《西京赋》：“巨灵贔屃，高掌远蹠。”三国吴人薛综注云：“贔屃，作力之貌也。”唐人李善注云：“巨灵，河神也，巨大也；贔屃，作力之貌也。”诗人杜甫《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》诗中：“昔在开元中，韩蔡同贔屃”句，贔屃就是作为力量的象征出现的。宋真宗时陈彭年等奉诏重修的《广韵》，释贔为：“贔，贔屃，壮士作力儿。”《广韵》多录用唐代韵书旧文，故所释文义同唐代。而宋仁宗时丁度奉诏刊修《广韵》成《集韵》时，就有了“贔，贔屃，鳌也。一曰雌鳌为贔”的说法。看来，在宋时就有了贔屃即鳌的说法。但影响并不大，否则晚于《集韵》，哲宗、徽宗之时编订的《营造法式》，就不会有“造贔屃鳌坐碑之制，其首为贔屃盘龙”的论谈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俗说下的龙生九子  使贔屃充当了石碑的载重者
        “龙生九子”的话题，在明代的乡间，常常被人们所提及，有不少的名人雅士也参与其中。“贔屃”作为九子之一，有着载重的爱好。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云：“贔屃其形似龟，性好负重，故用载石碑。”但陆氏所列举的贔屃及螭吻、徒劳、宪章、饕餮、蟋蜴……等14种异兽。与龙生九子无关，只言其中的征劳、螭虎、鳌鱼等“其形似龙”，其它包括贔屃，与龙无所干系。李东阳的《怀麓堂集》有了“龙生九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”的表白，但好负重载石碑的不是贔屃，而是霸下：“霸下平生好负重，今碑座兽足是其遗像。”贔屃则因“文”改职：“平生好文，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”。到了杨慎的《升庵集》那里，又有了新的变化。这便是     “贔屃形似龟，好负重，今石碑下龟趺是也。”在明代就存有如此不一的说法，显然受其乡间不同区域俗说的影响。
        作为碑座，李氏就有“贔屃”、“霸下”两说，可能因是民间俗说，不以一而论；陆氏的说法，就直接点明资料来自乡间：“过倪村民家，见其杂录中有此，因录入以备参考”；杨氏的观点更像是多种民间说法的综合，但总算把贔屃作为石碑下龟趺的位置确定了下来。就连医学家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也云碑趺即为贔屃：“贔屃者，有力貌，今碑趺象之。”[《介部· 蠵龟》。]那本是龟来完成的使命为何要转变到贔屃呢？这与古人对龟的避讳有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因民间忌讳  有功于碑的龟不得不改头换面
          我们前面谈了龟是通神的灵物，至少在新石器时代，就具有神秘的意义。先秦时期，龟为四灵之一，秦汉之后，历代都对龟有所尊崇。清人赵翼广学多识，在《陔余丛考》卷三十八中有《讳龟》之篇，辩识了人们对龟的忌讳。据他的考释：“唐宋以来，并未以龟为讳也。”虽唐宋之时，其神秘感有所减弱，但龟仍是吉祥之物。“唐时宗室有楚王灵龟，嗣曹王龟年”，大臣也多有以龟为名者。宋代也同，“陈尧封之子渐自号金龟子，陈季常作龟轩。……江阴葛延之访东坡于儋耳，以亲制龟冠献坡，坡答以诗。……陆放翁筑堂曰龟堂，又以龟壳作冠……。金宣宗诏赵秉文、杨云翼作《龟鉴万年录》。元至正中，谢应芳自号龟巢老人，所著有《龟巢集》；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龟毛庐”。赵氏指出，龟讳起于元时：
           及阅《辍耕录》，记秀州多故家大姓，其子孙不肖，废败荡尽，有金方所作诗嘲之曰：“兴废从来古有之，尔家忒煞欠扶持。诸坟掘见黄泉骨，两观番成白地皮。宅眷多为撑目兔，舍人总作缩头龟。强奴猾干欺凌主，说与人家子弟知。”撑目兔谓兔望月而孕，以见其不夫而妊也；缩头龟则以喻其夫也。想其时已有此谚语，而入之诗。又《坚瓠集》张伯雨赠叶景修诗：“家藏逸少笼鹅帖，门系龟蒙放鸭船。”龟蒙句讥其妇女不洁，故藏一龟字云。则讳龟起于元时无疑矣。
         在赵氏看来，对龟的忌讳起于民间，即“今俗以纵妻淫行者为龟”，虽是俗语，久而广之，自然也会引起对龟的禁忌。对龟之讳始于元而盛于明。同是清人的王士禛认为：对龟之忌讳，始于明代[ 《池北偶谈·名龟》：“麟、凤、龟、龙，并称四灵。汉、唐、宋以来，取龟字命名者不可胜纪。至明遂以为讳，殊不可解。”]。
          石碑用龟作座是种制度，古来有之，唐代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有：“隋氏制，五品以上立碑，螭首龟趺，趺上不得过四尺”的记述，可知至迟在隋代就有以龟作趺的碑制。不违碑制，而将龟之名更易，应是解决这一忌禁的最好办法（因为其形古已有之，并且也最适于做碑座，你不能说前世都做错了）。这样以来，古制照样承袭，但已不是龟，成了龙的子孙。你说碑下面的贔屃是龙的九子之一，顺水推舟，人们将龟以龙的面貌打扮起来。先是龟的外型与自然之龟发生变异，接着就像龙一样有了胡须，有了发髻，有了长角，有了肘毛，有了外翻的尖耳朵，所有这些特点，在泰山岱庙明清碑刻的龟趺中可能找到其相应的变化轨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从泰山岱庙之碑趺   看龟之模样的变化
         泰山岱庙的龟趺碑较多，我们从中可以窥视龟之形象的发展变化，宋代的龟趺碑岱庙存有三通：一是宋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所立的《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》，俗称“封帝号碑”；其它两通，分别是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的《大观圣作之碑》和宋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的《宣和重修泰岳庙记》碑，俗称“宣和碑”。从龟的形象看，都是按龟的自然之形来制作的。特别是封帝号碑、大观圣作碑，龟颈长伸，形体舒展自然，背无甲片纹，是鳌形象的写生。宣和碑也比较写实，但造型不如前两龟生动。其龟颈内缩，背有甲片纹。
        于金代，岱庙有一通金大定二十二年（1182年）所立的《大金重修东岳庙碑》，其龟形，与宋代大致相当，但头部有所变化，主要是龟首相对硕大，顶较为扁平，龟的造型给人以雄浑有力的感受。
         元、明、清三代，碑趺中龟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这主要表现在龟首上。 首先是龟耳的变化，宋、金、元时期，龟耳是下陷的耳窝，而在明清时，出现了外翻的兽形的耳朵。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；其次，龟有了胡须和长发，有的有发髻，有的束而长飘；三是龟出现了角；四是肘毛也出现了，这在明代以前是没有的。除头部的变化外，改变最大的还有明清之时的龟已没有了腹甲（有背甲与腹甲是龟重要的自然特征）。这些变化似乎在表明一点：龟有了龙的某些特征。
           龟首形象的发展变化，经过了一个从自然之形到抽象变形的过程元代的龟，可以说是这一变化的一个过渡。头与体躯的比例加大，眉骨宽大突起，并伴有斜颈的特点，在其四肢，肌肉突起，具有夸张的装饰性意味，裙边也有了纹饰。龟由原来的自然之形，开始有了装饰性的东西。明、清之龟，显然与“龙生九子”有了关联，即然是龙的子孙，自然就会有龙的某些形象特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凿其龟尾  抑或地方习俗之所为
         在岱庙的宋、金龟趺碑中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，这就是凿窝龟尾的做法（这在其它地区所未见）。即在龟的尾根部凿窝，有的还于此窝的上部背甲边再凿圆窝。从窝的形式、深度来看，是当时人们的有意制作，而在元、明、清诸代，这一现象消失。于龟尾根部及接近处凿这圆窝有何意义？现在还是个不解之迷。
 清人王士禛《陇蜀余闻》中，有凿龟目的说法：“成都府署，有吴道子画龟蛇碑。每端午，辄有蛇龟聚碑下，至屋瓦庭树皆满。麻城人梅朗中为守，厌之，凿其目，自后遂少。”而宋金时期流行的凿其龟尾的做法，不见文载。我们推测，凿其尾与“稳”有关。
       《 淮南子·览冥训》云：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……，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。”即是用大海龟的四脚 为四根顶天的柱子。天为什么要顶着？在我国的古代神话中，有着天不塌，是由柱子顶着，地不陷，是由神龟驮着的说法[详见陶阳等：《中国创世神话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70－175页。]。之所以用鳌足，是它有力量顶得住。为什么要“断鳌足”？这有着不斩其足，鳌有不稳定的因素。如在传说中，鳌只要一动，就会发生地震。《楚辞·天问》中“鳌戴山抃，何以安之”的发问就是针对这一特点的。故李白的《猛虎行》有“巨鳌未斩海水动，鱼龙奔走安得宁”的诗句。
         如果按照这种观念延伸，凿其龟尾，当有着安宁、稳定的意思在里面，表示不让它再动的意思。在山东方言中，称臀部为“腚”，腚与定同音，定者安也，凿其腚，是为安定也。当然，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，尚需进一步的探讨。

注释：

李学勤：《走出疑古时代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17页。
宋·李诫：《营造法式》卷 三。
《介部· 蠵龟》。
 《池北偶谈·名龟》：“麟、凤、龟、龙，并称四灵。汉、唐、宋以来，取龟字命名者不可胜纪。至明遂以为讳，殊不可解。”
详见陶阳等：《中国创世神话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70－175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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