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期人物：张炜

简介：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县。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万松浦书院院长。专业作家。１９７５年开始发表诗歌，１９８０年起开始发表小说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柏慧》、《家族》、《远河远山》、《外省书》、《能不忆蜀葵》、《丑行或浪漫》等，中篇小说《蘑菇七种》、《秋天的愤怒》等，短篇小说《声音》、《一潭清水》、《玉米》、《冬景》等，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、《夜思》、《羞涩和温柔》、《精神的背景》等，诗《皈依之路》、《松林》等。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外大奖。

  张炜头上实在有太多光环：他出版了各种著作版本约有二百余部，是多次获得海外和国内大奖的中国作家；他二十年前创作的作品《古船》被誉为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……

  在“深圳制造”的动画片《孔子》的创作团体中，张炜担任的是总编剧。近日，记者在山东泰安举行的《孔子》定稿会上见到他，并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  诗歌依然是最爱

  记者：您的小说让您获得了很高的荣誉，但您却说您最看重的是诗。可否谈谈您这方面的体会？

  张炜：我最初是写诗的，并出过两本诗集。在过去，一般认为写诗的才是第一流的人才，写小说的是末流的。像中国古代，有身份的人都写诗和散文。世界上也如此，福克纳就曾调侃说：写不出诗的才去写短篇，写不出短篇的才去写长篇。

 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，在古代长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，一般来说是属于底层的文化（《红楼梦》是个例外，因为《红楼梦》小说中囊括了诗和散文，模糊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边界）。为什么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消失了呢？因为现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分得很开，通俗文学是继承了古代演义小说的余脉，所以现在的通俗文学大多写情爱、武侠、商场、官场；而当代纯文学却是从古代的散文和诗歌那一支延续下来的，所以纯文学的诗意很浓，只是用散文化的形式来表现而已。因此现在纯文学的小说与诗歌、散文获得了同等地位。

  记者：很多作家将短篇小说当成是练兵场，而长篇小说则是奠定文学地位的凭借。

  张炜：如果说短篇是简单的练笔就不对了。短篇是最难写的，因为短篇要求精粹，一旦写坏了，改正的机会就很少。长篇则不同，长篇可以妥协、遮丑、原谅、宽容，文笔不好可以看故事，分量不够可以用篇幅来弥补，留下的个人迂回的空间很大。

  所以，如果一个人的创作力很强，在写长篇、中篇的同时还坚持写短篇，那往往这个作家的状态很好。但一个素质不高的作家一定写不出好的短篇作品。

  当然，写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总比写几万字的短篇要费力一些，从劳动量到生活的思想的含量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也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去作比较。中篇界乎两者之间，相对来讲自由一点，折中一点，它的难度也界乎二者之间。

  最高层次的写作就是质朴

  记者：在大家追求市场的时候，您却一直追求严肃创作。国际上盛行的对经典作品评价，至少要以２０～１００年时间为参照区间，您是否更看重自己作品的传世价值，而非即时的效应？

  张炜：当然，所有有志向的作家都看重时间、历史。一定不要讨好读者，无论讨好哪个年龄段的读者都是堕落的开始。所有文学的堕落，都是从讨好读者开始迈出第一步的，虽然讨好读者的作者会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  记者：据我所知，您的作品在高校和文学圈内是很受欢迎的，但实际上离大众依然有一定距离。如果是曲高和寡是否会感到孤独？

  张炜：我的曲不是很高，和的也不是很寡（笑）。因为我都是很自然地写，不会刻意追求高层次的读者，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孤独高傲。因为最高层次的写作就是质朴，所有好的作家都不会故作姿态。故意将自己的作品变得晦涩，故意缩小自己的读者群，那也跟讨好读者差不多。

  记者：很多作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有市场都会做宣传工作。去年您的《刺猬歌》出来以后，您也参与了宣传。这有悖于您的原则吗？您觉得您的宣传和其他人的宣传有何不同？

  张炜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有时候我们也要为自己的新书接受很多采访。那是因为出版方出版的作品印数比较大，作为作者有义务配合，在发行上必得尽一点责任。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并非一件享受的事情。

  虽然有悖于自己的原则，但有一个补救的方法，那就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要像对待创作一样认真地去探讨问题，看起来是在谈自己的书，但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把书中没有说出的话，或者书中说了但可以以另一种形式说得更透的一些话，罗列和解释出来，这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在谈自己的作品，要看内容，不要光看形式。尽可能在内容上不要有媚俗的东西，不要让有修养的人为你感到尴尬和难堪。这是底线。

  每个人都有“乡土情结”

  记者：您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宏观的叙事，《古船》和《刺猬歌》都表现一片土地上跨度很多年的时代变迁。您会创作一部作品专门表现改革开放３０年吗？

  张炜：不太考虑。写作的人不太以政治决策方面作为自己考虑问题的边界，即使有的话也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。作者往往是在脑子里有综合的思考后，才将那些让他不安，或者感动的东西表现出来。

  此外，我的宏观叙述也不是故意的。在我们这个年龄，考虑得比较多，看到眼前的东西就会想到“为什么会产生眼前这种状态”？就会纵向和横向地去追究，追究的结果就变成了“宏大叙事”。就如苏联时期那部著名小说《沉重的黄沙》那样，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，心里就不断落下黄沙，越落越多，就开始变得沉重。这种沉重的好处是有分量，缺点是没有青春年少的欢乐和明朗。欢乐和明朗也是一种美，我们很喜欢，但有时候很难做到。

  记者：如今中国文坛的主流依然是乡土文学，但近年来涌出的一批年轻作家都将笔触集中在城市生活中。您认为以后他们将会成为主流吗？

  张炜：我们这一代写乡村的作品比例大，是事实，这是由我们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。乡土是个广义的概念，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乡土，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作家，城市就是他立足的乡土。没有根的作家很难成为大作家，就像没有根的树不能活一样。

  从文学史上看，写城市的好作品也有，同样都可以成长起来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更有诗意，更具有生长性，色彩更斑斓，视野更开阔，生长和创造的可能性更大。

  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要对模仿和时尚保持距离和怀疑，不要对这个时代流行的事情趋之若鹜。写作还是要写自己最有感情的东西。现在很多作者都被时尚毁掉了，人云亦云，很容易把自己浪费掉。

  如果文学死亡，玫瑰将不再开放

  记者：现在网络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和写作习惯，许多人认为文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。

  张炜：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需担心。二百年前或更久，许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，将其作为莫大的、逼到近前的一个危机。当时大作家的回答是这样的：这个不必担心，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，如果文学会死亡，那么太阳也就不会照常升起了，男女不会相爱，母亲也不会爱自己的孩子，玫瑰不再开放。

  二百多年过去了，文学到现在还是顽强地生存着，阅读的深度如何、领悟的深度如何且不论，仅就印刷的品种和数量来看，也比当年超出了几百倍。虽然谈文学的生存不能简单地量化，但即便单单从数量和品种上看，今天的文学也没有死亡。

  可是文学面临的种种颓相并没有因此减弱。品种多了，印刷量大了，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危机，所以现在还得谈文学的生存。大家都在探讨文学怎样才能活得更好、它未来的空间在哪里。有人说当下文学面临的最大杀手就是网络传播，它的迅疾、变化、快速，对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都构成了强大压力。

  这就好比照相术出来以后，有人曾预言绘画肯定要死亡，但是后来出现了诸如毕加索、梵高、康定斯基、莫迪利阿尼等，他们变形、夸张，让色彩更加明亮，画笔更加自由。可见当时的绘画艺术家在一种技术的挤压和紧逼下，先是陷入了绝境，尔后才是绝境再生。现代画派是走在和新技术相对抗的道路上，不是离新技术越来越近，不是跟进，而是越来越远，走向了真正的远方——不能替代的自己，所以它生存了、发展了。

  一种艺术的演进和更新，就是这样发生的，文学也是如此。现在的写作无非就是面临两种选择：一种是对新的技术和新的娱乐方式的全面合作、顺从和模仿。另一条道路，就是让自己和现代技术在本质和形式上都有一种更大的区别。人们只有从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中，才能获得独特的快感，取得领悟，除此而外在任何地方、在网络和电视上都不能获得。既然如此，文学又怎么会死亡？面对新的技术、新的传播方式，文学的形式和技法必然要发生变化，不变化就不能生存，问题是它朝哪个方向改变。

  关于动画片《孔子》

  记者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孔子，李零认为孔子是丧家犬，于丹认为孔子是心灵鸡汤，李冯认为孔子是人生的旅行家。作为动画片《孔子》的总编剧，您可否介绍一下该片对孔子的定位？

  张炜：担任总编剧未必妥当，但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接近心中的孔子。他是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，可与日月同辉。他的精神力量之大之强，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。通过动漫这个形式可以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来了解孔子。这种形式能让更多的人看下去，它比书籍的受众面要大。

  记者：您为《孔子》创作了两首主题歌，两首歌分别体现了您对孔子的何种认识？

  张炜：一首是关于人对孔子的怀念，这里指所有的人。一首是兰花之歌，是一种至为理想的人格和精神之歌，即所谓的“兰气息”。孔子与兰花合而为一。两首歌都不是实写，而是浪漫的虚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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